警惕“听证帝”背后的“言语寻租”猫腻

　　长沙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被曝7年间参加了17次听证会，且无一次投反对票。据记者调查，长沙“听证帝”不止一位。53岁的周正良承认自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他表示，在长沙至少有八九十人，经常参加听证会。（9月7日《潇湘晨报》）

　　“听证哥”、“听证帝”、“听证老太”、“听证专业户”……只要稍稍关注媒体报道，人们已经越来越熟悉起这拨异军突起的“另类明星”。对于推至舆论焦点前台的“一鸣惊人”，长沙这名“听证帝”也许一时颇难适应，但作为屡屡“有幸”代表民意的“听证常客”，被人关注应是早晚的事。

　　正如曝出“听证帝”现象的长沙这次听证会相关负责人所言，“有人热心于公运事业很正常”，社会公众当然需要乐于“为民代言”的“热心人”和“热心帝”。只不过，当媒体采访之后翻出“陈年旧账”，发现有许多“听证常客”，做的往往是“少提异议，多帮正忙”、甚至是“从来不投反对票”的同一套“熟练动作”后，人们自然要用一种怪怪的目光审视他们：如此热衷这种没有多大社会实效和积极意义的“充数听证”，背后究竟藏有何种秘密或是猫腻呢？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局部地区、特定范围的“听证帝”现象，或许还是同样做过“听证常客”者，揭示的内幕更能触及内核。譬如也在长沙，有位参加过几次听证会的揭秘者称，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没有点名地说他认识一个听证“老口子”（长沙话：指有经验的人），结果后来再被“选中”参与听证的机会就少了许多。而他曝出的另一个猛料则是，长沙市物价局曾就民用天然气价格调整举行听证会，一家燃气公司提前将听证代表请过去，开了一个预备会，“给了400元的劳务费，后来听证时又给了1000元。”

　　偏听偏信当然要不得，但各地“听证常客”的不断被揭，似乎也确实值得人们有所警醒，有所思索。如果说公权部门要严防那种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的“权力寻租”行径，一些巴不得拉上全家人都去充当“听证代表”的地方，是否也需警惕有没有存在“言语寻租”的猫腻呢？而从一些听证会利益涉及方出于省事省心和速战速决的考虑，宁愿花点钱财，预作打点，通过“台下运作”达到“台上顺畅”的做法来看，这样的“言权交易”，就未必不可能是某些“听证常客”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的强劲动力所在。

　　即便个别“听证常客”的“言语寻租”只是一种猜测、一种多虑，但无论如何，“听证专业户”所暴露出来的听证代表“小圈化”、“封闭化”，甚至“拉帮结派”、“利益共享”现象，的确不可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了。因为，往小处说，这是对听证要求的虚与委蛇，而往大处说，则可能是对有人打着民意代言幌子，行中饱私囊图谋的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