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近日刊文称，台湾“最高检察署特侦组”轰动登台半年多，侦查行动热闹有余，究其实，却未表现出异于以往的检察新文化及新风范，反而清楚暴露检察系统过往的病征。

　　文章指出，各界期待特侦组成立，不过是等待一个能和当权说“不”的检察头子，由他带领兼有部分“司法”性格的检察官，放空官位和利益，为人民办案。可惜，理想禁不起现实考验，通过“立法院”同意权的“检察总长”，放不下“立法院”的人情，也放不下和高层的关系；一上任，就因和黄芳彦的夜宴事件，丧失了足以“威吓天下”的凛然正气。

　　少了这股气，“总长”彷佛消失般，难得出面讲话，更不敢讲重话。于是，当特侦组遭“首长特别费”案缠身，“总长”竟像个局外人似的消失无踪，不敢谈统一见解，无法解决不起诉后的再议争议，看不出“当家”的样子。

　　挣不开政治性案件的包围，连民生有关的“囤积”案件，都消耗了特侦组的名器。在“特别法”废除后，囤积已很难构成刑罚，就算是特侦组，又能奈何？这种配合政策演出的案件，并非一定要特侦组出面不可，特侦组却被推到最前线，大家长一样默默承受。

　　少了昂扬抬头、适时说不、就案件论案件的气魄，特侦组还剩什么？不过是一般检察署的复制品罢了，何“特别”之有？而且，若行政力量可以随意动摇特侦组的意志，那么，要控制一个组，反而比控制全台各地的检察长、检察官来得容易，不是吗？

　　成立特侦组，所为何来？未成立特侦组前，一个地方的检察官就可以传讯“总统”，一个高检署的检察官就敢于起诉“总统”；成立特侦组，原是要加强对检察总长的保障，建构出更无惧外力的侦查小组，实际运作起来，怎么全变了样？

　　文章最后表示，制度在于人的实践，当人失去理想，甘被现实操控，制度自然就会变调。特侦组是检察官向上提升声望的产物，特侦组的荣辱属于检察官全体，如今这种表现，需要检察官们好好把脉了。

[责任编辑：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