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华日报》今日发表社论指出，陈幸妤抛开重病在身的母亲，丢下尚在稚年的儿子，执意要去美国，不然还会有诸多“非理性”的激烈行为。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去美国？为什么一面高喊法律没有“人情”，另一面却抛病母、丢幼子？陈幸妤真不应在此时出国！

　　社论摘录如下，

　　陈幸妤声请解除限制出境，被台北地检署驳回；在此之前，她向父亲陈水扁哭诉，陈水扁写了“119求救信”，请马英九“以总统高度”给予协助，并表示：如果陈幸妤不能去美国，她可能会：发疯、自杀、携三子一起自杀。

　　陈幸妤在声请解除禁令书，则提出四大保证：将护照交给外馆、定期向外馆报到、同意保释金加重、不带儿子同行。

　　社会对这件事有两面向的看法，即司法角度和人情角度。于司法，陈幸妤若所涉犯者为“伪证罪”，限制出境处分是否过当，应是可以讨论的。但陈水扁写信给马“总统”，“绿委”集体赴台法务主管部们向负责人王清峰提出要求，都是不可能获致结果的坏示范。

　　绿营认为陈水扁受“司法迫害”、“政治迫害”，背后“黑手”就是马“总统”，指控马“总统”以政治力操弄司法。如今陈水扁却要求马“总统”去干预审判中的案子，岂不是自打嘴巴？“绿委”的行为和陈水扁如出一辙，难怪王清峰会说：“你们不是反对政治力介入司法吗？不是反对干预个案吗？”说明陈水扁等人对司法的态度，反对或要求行政干预司法，只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赤裸裸地展现于人民眼前。

　　再从人情角度看，陈幸妤父母兄嫂丈夫公婆都涉入重案，其母吴淑珍又长期患病，加上她的3个儿子正值3岁到6岁稚龄，无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都应该陪伴他们、照顾他们、养育他们，为何非要此时出国不可？尤其是出国意志坚定，竟至以命相搏。

　　如说陈幸妤出国只是为了学业，就更使人难以理解。留学在台湾十分平常，因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延误行程也常有所闻，如学费筹措不足、家中出现状况等，一般的做法是向学校申请延后入学，如被驳回只好以后再说。

　　陈幸妤则不然，非要在7月赴美入学不可。她在台湾有牙医师工作，且收入不菲，她曾表示赴美留学有助于专业提升，这个理由几乎适用于所有留学生，唯一不同的是，她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放弃工作，可以离开稚子，而且一去两年，留学生有此勇敢作为的，恐怕并不多。

　　陈幸妤向AIT（美在台协会）三度申请赴美签证，都未获准，AIT为何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至今讳莫如深。如只因为她在台湾“有案”，但“伪证罪”不是轻罪吗？美国为何如此重视？从陈幸妤申请签证不成，还要另辟蹊径看来，这背后是否还有未说的故事？不免令人遐想。

　　总之，陈幸妤以学业为理由，非在7月初去美国不可，为达此目的，一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最大在野党，甘冒干预司法大不韪，齐声要求司法为她让步；而陈幸妤本人，置家人于不顾，去不成“会发疯、自杀、携子自杀”，理由这么薄弱，行动这么激烈，多少人看懂其中道理？

　　陈幸妤限制出境后，在政客鼓动下，将她说成“很可怜”。如果不能出境可列为“可怜”，包括支持她的人在内，许多人因种种限制而不能去海外，不就是比她更可怜吗？“事不寻常，必有古怪”，陈幸妤为了完成学业，做出许多不寻常的事；相对的，凡认为“必有古怪”者，反倒是寻常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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