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受溺爱从何而来？幸福感不需要教书匠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昨日上午，在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人大代表方明的上述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昨晚记者电话采访了方明，她表示还不知自己的言论引起了争议。她表示，自己所说的“溺爱”，是指“如果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了，这才叫溺爱，如果不合理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会有更多人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千龙网》1月10日）

　　方明认为幸福感相当部分是靠教育得来，所以百姓应该被教而不是被养。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对幸福的认识也就不一样，因而什么是幸福，什么才能被当做幸福的来源，显然也是有个体差异的，照方明的观点，百姓的幸福感靠教化，势必需要一种规范，这种规范需要政府去决定“什么是幸福，什么不是幸福”，倘使政府果然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和当初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奴化教育有何分别？

　　幸福乃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百姓地对周围环境和个人世界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满足感，而不是照本宣科被灌输到头脑里的。我想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幸福，社会才会繁荣，才会稳定。

　　其次，百姓受溺爱之说从何而来？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政府乃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百姓向政府提要求也是因为政府做得不够，有需要改进之处，即使有个别要求有过分之嫌，不过也是少数群体亟需关注的呼声，是政府某方面能力的欠缺，怎么能以偏概全就称百姓受到了溺爱？

　　按方明之说，溺爱的孩子能等同于溺爱的百姓，一种是主体对客体容忍甚至放纵的爱，；另一种是不存在客体而是主体自我改进以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爱，这两种爱能划等号吗？

　　没有百姓提要求，何来监督以促成一个更好的服务型政府？ （中国台湾网网友：杨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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