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所）教授何思慎日前在《观察》61期发表文章指出，8月14日为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台当局前领导人马英九应邀出席设在中国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旁的台湾首座慰安妇少女铜像揭幕仪式，使台湾未在此纪念日中缺席。该像隔街就是“日据”时代由日本人林方一所创办的林百货，形成了讽刺的历史构图。

　　“转型正义”不应漠视慰安妇

　　近年来，台湾修复了许多“日据”时代的历史建筑，它们不仅成为台湾人休闲的热门景点，更成为编织“日本梦”的基石。其间，攸关人权与历史正义的慰安妇问题，似乎落入蓝绿史观对立与“台日关系友好”的迷思中，不见高举“转型正义”的民进党当局重视。

　　其实，蔡英文在野时期曾言，慰安妇问题为推动“转型正义”的第一步，但执政后，其“转型正义”的对象却仅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年8月之前的“日据”时代，未进入民进党当局“转型正义”的视野，不禁令人怀疑其“正义”仅为现实选举利益的算计。

　　民进党当局担心慰安妇问题会影响“台日关系”。慰安妇铜像设立后，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与日本政府的立场和至今为止的努力不相容，对此感到极为遗憾。”部分民众也认为为“台日友好”，不宜在慰安妇问题上向日本据理力争。然而，相对的，韩国不论任何党派执政，皆在此问题上立场一致，难道日本即因此无视现实的“外交利益”，而与韩国疏远？台湾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委曲求全，徒令台湾的慰安妇阿嬷长期遭日本政府漠视。

　　“外交”难终结慰安妇问题

　　二战后，日本小渊惠三首相曾和韩国金大中总统发表过共同宣言。小渊首相说“我国过去曾对殖民地韩国国民加诸了极大的苦痛，要谦虚地接受这些历史的事实，并痛切地反省，由衷地道歉。”金大中说：“要跨越过去不幸的历史”。就因为要修复伤痛，慰安妇问题成为聚焦重点。

　　2011年，日韩关系急转直下的原因之一，即为日本驻韩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日方付出十亿日圆，除想“休止”慰安妇争议外，更要韩方“撤下”慰安妇雕像。战后70年的2015年，日韩针对慰安妇问题，达成日方所谓的“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然而，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却说，此局限于日、韩之间。因此，当时岸田外相口中的“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成果”，仍非日本“国家”主体的“认错”与“赔偿”，仅为缓解日韩关系恶化的“外交”。

　　韩国总统文在寅认为，慰安妇问题非外交手段能解决，更不应成为日、韩的外交争端。他呼吁，韩国、日本在内的全世界，都应深刻反省性暴力与女性权利，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慰安妇问题始能真正解决。换言之，慰安妇问题不存在国家的界线，而是基于对人权价值的反省，如此方能摆脱“外交”博弈胜负的零和赛局，重新将人的尊严还给包括慰安妇在内的所有女性。

　　二战及日本殖民所留下的问题，在东亚依然盘根错节。不只韩国，当时的台湾地区、东南亚诸国、澳洲等皆有女子被迫为慰安妇。这些阿嬷的青春、人生及侥幸得以活下来后所要面对的创伤和阴影，都非“赔偿”和“道歉”所可原宥，更何况没有赔偿和道歉呢！

　　我们当然理解，战后的日本世代是在“和平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代，战争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己之罪的承担。他们试图将战争归于历史，而不容许“现存的、特定的政治势力，藉由战争或殖民历史谋取外交利益”。

　　果真如此，那么，真心道歉与赔偿是不是才能得到较为接近的成果呢？屡屡以金钱，却不以国家主体来进行一次性的“转型正义”与“战争究责”，不是继续地让日本的下一代被绑架吗？如果真的是“休止符”，那么慰安妇少女像的存在，又有什么不可言说？又有什么不可见人？即使，仅仅站在人道的立场，针对强征慰安妇，难道不该深刻挞伐吗？若只是担心日本右翼的反扑，而不愿意直接面对历史，为下一代创造睦邻友好的基础，那么，也不过是“外交”权宜之策，而非解决历史问题。

　　不该以政治算计历史问题

　　若将历史比喻为一块素材，每位观者可以由不同面向、不同角度、不同视域出发，从而形成史观。面对史观，又可以纵横之坐标线来定位其各自的意识形态，或左或右的政治光谱。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史观辩护，却必须谦虚、诚实。在批判任何意识形态之前，先应虚心反省自己是不是已变成自己最反对的那种人。

　　台湾民众若在历史问题上，以政治算计，而轻忽基本“人道”立场，为眼下或盘算中的利益，而刻意视而不见或曲解诸如慰安妇这类悲惨的历史事实，又怎么能期待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得到属于“人”应得的尊严、尊重呢？寄望蔡英文一本初衷，莫让慰安妇阿嬷再次被政治暴力牺牲，在“转型正义”中沦为“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