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治国
半个世纪来，新中国在探索“依法治国”上，走过弯路，付出过惨痛代价，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今天，如果我们仔细聆听任何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的对话与讨论，都不难发现，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等词语正愈来愈成为公共生活的关键词。但是，就像雷声不能解渴一样，依法治国的口号即便响彻云霄，也无法滋润制度生长。
按照全国人大立法计划，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法治不仅仅是“政府守法”的理念，不仅仅是“依法治X”的口号；法治必须具体化、生活化、程序化。诚如温家宝所言：“只有将执法的每一个环节、实施步骤程序化，才能让执法人员有所遵循，才能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在很大意义上，正是对法治“具体化”和“制度化”的诉求，使我们发现，那在传统中国法律和政治文化中一直被冷落、被漠视的法律程序，正是构筑法治国大厦的基石。
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人、官员、学者到普通民众，共识已经达成。也许，一部旨在约束权力的《行政程序法》，在难产25年后诞生在即。
“驯服权力”的实验
当权力选择自缚手脚，向权利让步时，“法治政府”初现端倪
一审败诉后，达丽娟以及其他3位代课老师最终决定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尽管作为代课教师，她们深知状告自己的“婆家”—— 湖南武冈市教育局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麻烦。
2010年5月8日，电话那端，达丽娟的语气中略显一丝悲壮。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相信广受肯定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2008年10月1日实施)一定能给自己一个说法。
[责任编辑：孙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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