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监局长高危，公众才可能安全

　　安监局长已成高危岗位。一笑成名的“表哥”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尚在接受调查；因省内连发数起安全事故，1月10日，山西省安监局长张根虎已悄然转岗省文联。来自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6月至今，短短半年里，已经有11名省市各级安监局局长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被转岗或被起诉、停职。（《中国青年报》1月27日）

　　尽管多达11名各级安监局长纷纷落马，公众却依然不可能高兴起来。让人焦虑的是，与大批安监局长被问责相对应的，是国内各地危机四伏的安全生产环境。公众想知道，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让时下各地的安监机构罔顾法律和良知，放松监管，疏于职守，甚至沦为事故的保护伞？长此以往，如何才能真正抵达一个让人放心、安心的公共安全环境？

　　有一种说法一度颇有些“市场”，即安监局长同样受制于地方政府，说什么“没有县委书记或县长签字，安监局进不了一些企业的大门。因为地方追求GDP，所以安全生产监督并不是完全依照规定进行”云云。不排除现实的政治操作中确有类似情况，但是，仅仅将责任归结到地方对GDP的追求上，显然并不能完全讲清楚安全监管失职的原因。这样的“大倒苦水”，很大程度上是在向公众撒娇。

　　这是因为，安全监管与经济发展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安全监管并不仅仅意味着关停企业、罚款等等严厉处罚，除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的处理之外，更主要的是日常的未雨绸缪，常态化的监督提醒。如果安监部门确实能够在平日里尽职尽责，把安全工作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不仅不会排斥，还会特别欢迎。

　　然而，现实中倒是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安监人员并不安于日常织密篱笆，而是习惯于吊销执照、停业整顿或罚款之类的严厉处罚，并在处罚的程度上，滥用自由裁量权，以从中牟取个人抑或部门的私利。

　　可见，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安监局长“权力太小”，恰恰在于其权力缺乏约束。要想转变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各级安监部门转变管理思路，从以往的应急式监管转到常态化治理上面来，只有日常的工作做到位了，方才有可能避免严重的安全事故。事实上，这既是对企业的负责，也是对公共安全的呵护。

　　另一方面，还需要持续强化问责，以制度的刚性矫正安监局长的监管弹性。从法律依据看，应该尽快制订出台专门的行政问责法，以进一步厘清责任，规范权力的运行。从操作层面看，一旦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必须迅速问责，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监局长“高危”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有安监局长都有了危机感，才有可能去认真履职，真正将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公共安全方才有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