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课纲争议的根源，应追朔到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时期所进行的“本土化”课纲调整，透过“本土化教育”推动的所谓“去威权化”的政治工程，经由“国际”、“中国”、“台湾本土”三个面向的“平衡论述”，产生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

　　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建立所谓“同心圆史观”，意即将历史论述建立在“台湾—中国大陆—世界”的独立的外括关系，这改变了传统将台湾镶嵌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文本脉络。这个做法在民进党的政治传播与实践之后，无形之间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后果。

　　首先是岛内蓝绿意识形态与“法统”之争。在传统泛蓝“中国为法统”之外，分裂出“以台湾为法统”的“本土化意识”，配合“特殊国与国关系”与“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出台，建构出“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政治逻辑。

　　在选举的操作与政治社会化的交替作用下，不仅在台湾内部发酵、发展出新的“国家认同”的内涵，更成为所谓“法理台独”的政治土壤。蔡英文日前所提出“宪政体制下的维持现状”，可视为此一论述轴线的延伸。

　　其次是台湾学术界的典范转移之争。在传统“以中国为中心”(两岸关系内部化)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由上而下的思维)的既有典范中，开启了“以台湾为中心”(两岸关系外部化)以及“以社会为中心”(由下而上的思维)的新典范。

　　两种典范在学术社群中相互竞夺资源，且在政治上寻求蓝绿的政治奥援，遂构成理论指导权力，权力反馈资本的扈从关系，两者之间壁垒分明，难以对话。蓝绿竞夺文化话语权，也是本次课纲微调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再者是产生“政治趋同”与“议题模仿”效应。特别是民进党过去执政所灌输“本土化意识”以来，已对国民党产生巨大压力，这可从一些国民党政治人物在重要政治场合，出现类似“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或是“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的谈话中得到解释，这对一般民众更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从而产生“国家认同”日益模糊的后果。这个现象，可从台湾官方与学术机构针对身份认同民调的结果中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课纲微调争议表面上固然可视为“后太阳花时期的社会运动”，但其本质更是台湾蓝绿长期在意识形态与学术典范分歧下的结构性产物，这种本质性的冲突若再结合台湾即将到来的选举氛围，将使得问题更加复杂难解。(海峡导报特约评论员、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前副主任张宇韶)